政协委员校友

迟福林委员：设立海口国家级新区，推动三沙市发展

迟福林，1978-1980年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干部进修班学习，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海南校友会会长。

中国青年网北京3月7日电（人民政协网记者 陈启杰）3月5日，记者从海南省政协了解到，正在北京开会的住琼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建议，尽快批准设立海口国家级新区，高起点、高标准地统筹整合琼北核心区域和板块资源，对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助推国际旅游岛升级版建设。

海南地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关键节点，在海洋强国、“一带一路”和经略南海中肩负特殊使命与担当。迟福林认为，设立海口国家级新区战略意义重大，可对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服务海洋强国战略、推动三沙市建设发展、统筹国家级新区战略布局、助推国际旅游岛升级版建设。

海口具备设立国家级新区的现实条件。建立海口国家级新区，加快我国涉海资源、产业等在南海方向集聚布局，有利于发挥海南战略前沿优势，突出海南在南海维权、行政管辖、经济开发等方面的综合职能，将促进海南岛屿与海洋一体化建设，以海洋强省更好地服务我国海洋强国战略和经略南海战略。迟福林提出，根据海南区位特点，按照有利于服务我国南海战略、有利于推动“多规合一”改革试点、有利于打造海南新的经济增长极的三原则，整合区域资源，建议海口国家级新区由海口江东组团、海口综合保税区、美兰空港保税区、海口国家高新区、美安科技新城以及澄迈老城经济开发区、文昌木兰湾新区（包括三沙市战略腹地）7个板块组成。

他建议，高起点、高标准编制《海口国家级新区建设发展总体规划》。第一，全面复制上海自贸区政策；探索实行企业自主登记制度；探索实现与香港商事制度接轨；取消企业一般投资项目备案制。第二，以琼港澳台合作为重点扩大区域深度开放，进一步扩大旅游、免税购物、金融、健康、科技等高端服务业以及海洋产业对港澳台开放。第三，重点支持以教育、健康、医疗为重点的服务业市场全面开放，放宽社会资本尤其是外资参与海南教育、医疗发展的限制。同时，建议国家放宽对设立海口国家级新区的一般性审批要求，突出特色，突出使命，尽快批准设立海口国家级新区。

池慧委员：不要总提收入问题,儿科医生最需要的是尊严

池慧，1978-1983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医学部本科，现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人民政协网北京3月6日电  池慧1983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现在的北京大学医学部)，被分配到了儿科。池慧说，在那个年代，相比于其他科室，儿科压力也是较大的。“这种压力不仅仅是任务重，工作不分时候，有些是孩子家长带来的。好几个家长都陪着，再加上缺乏常识，动不动就会指责医生，能没压力吗？”

没过多久，池慧开始生病发烧，外耳道疖肿，连听诊器都带不了；还有一次上额窦发炎，发烧伴有牙疼、头疼。加上体质差一些，工作前五年，池慧住院有8次。

后来池慧离开了临床。“虽然是分配过去的，但是我很爱儿科这个行业，因为我很喜欢孩子，特别是在看了《林巧稚传》以后，我觉着和孩子打交道很幸福，现在想起来还有遗憾。”池慧说，她一直关注着儿科的发展，对这么多年来儿科医生面临的问题很痛心。“不要总提收入问题，儿科医生最需要的是尊严，如果你想到将来谁给自己的孩子看病，你就应该理解儿科医生的苦和难。”

戴秀英委员：完善戒毒人员后续管理

戴秀英，1976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医疗系，宁夏医科大学原副校长；医学心理学教授、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

吸毒者强制隔离戒毒回归社会后的后续管理问题引起了全国政协委员戴秀英的关注。

“吸毒者强制隔离戒毒回归社会之后，经常会面临无业可就、生活无依、社会歧视、亲友遗弃的重大压力，这极易导致他们走上复吸甚至犯罪的道路。”戴秀英对记者说。

去年，戴秀英曾到宁夏多地开展调研。她发现，当前我国戒毒人员后续管理的制度存在一定滞后，体系尚不完善。“我国禁毒法等法律法规虽然对此有所规定，但以社区康复为基础的社会后续管理工作制度、队伍建设、相关配套政策等仍然滞后，公安、司法、民政、社区、家庭等彼此权限不明、责任不清。”戴秀英说。

戴秀英认为，由于后续管理体系不完善，缺乏标准、监督和考核，造成具体工作落实不连续、不系统。此外，有的人把戒毒人员看成“另类”“坏人”，认为其“本性难改”“不可救药”，对其冷漠、歧视、不信任，更造成戒毒人员回归社会难上加难。

对此，戴秀英建议出台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回归社会后的后续管理法规或政策，明确相关部门的职责、任务。此外，各级禁毒委应切实组织、协调、指导好本行政区域内的禁毒工作，明确相关部门权限和职责，理顺工作关系，配齐配强人员，把后续管理工作纳入考核。“吸毒人员一方面是违法者，另一方面也是受害者和病人。”戴秀英呼吁社会理性对待戒毒人员，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和宽容。

董恒宇委员：买“孝亲房”应减免购房税

董恒宇，1987-1988年在北京大学地理学系进修班学习。现任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一届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委，民盟内蒙古区委主委。

全国政协委员董恒宇建议，在现有房地产去库存压力下，提倡购买孝亲房，即在同一小区购买两套组合住房用于赡养老人，或年轻人与老人就近居住就可申请适当减免税。

董恒宇称，2014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突破2亿，2025年这个数字将突破3亿。韩国对于赡养老人五年以上的三代同堂家庭，在继承遗产时给予税收额90%的减免。其他国家也对家庭照料者、赡养老人者给予政策支持。

他还建议，在大数据与统计数据的支持下，凡是承担养老义务的主要子女，均提高除一定额度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同时在转岗培训、就业升职等方面予以优先权。鼓励有能力、有爱心的退休人员成为照顾失能老人、鳏寡孤独者的志愿者，换取社会养老金加分，优先获得优质公共养老服务。

邓小虹委员：建议建立居民基础数据信息库

邓小虹，1976-1990年，任教于北京大学医学部，现任国务院参事。

3月7日讯息，“总理的政府报告和十三五规划中，都提到了要推动电子政务发展，但电子政务就仅仅是政务公开么？我认为政府用“互联网+政务”更好地为居民提供服务，才是将来电子政务的核心内容。在这里，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亲身经历的小故事。”全国政协委员邓小虹的一番话，立刻吸引了在场委员的注意。邓小虹告诉大家，20年前，她到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学习一年。刚一到住地，她的房东就告诉她，要到社区去办一张相当于“暂住证”的“黄卡”，这样就会有相应的家庭医生提供医疗服务，同时这张卡还可以用于银行业务和去医院看病。听到一张卡能有这么多用处，邓小虹就赶紧去办了一张。过了一段时间后，邓小虹搬了一次家。新的房东又告诉她，要去附近的邮局办一张新 “黄卡”，这样就换成了新的家庭医生信息。到了邮局之后，邓小虹不仅免费换了新卡，邮局还负责把她的信件转到新的地方，并送给她20张明信片，让她可以通知亲朋好友自己换了新地址。

“最有意思的是，在我60岁那年，我突然收到丹麦政府的信件，告诉我因为当年在丹麦交过税，所以从65岁开始可以按照比例领取养老金。”邓小虹说，这让她感到很不可思议，最后，还是丹麦使馆的工作人员告诉她，这个是政府的信息系统自动发送的，只要曾经进入过这个系统，每个人涉及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信息，比如何时该享受何种保障，或者应该承担何种义务等等，系统都会自动跟进。“由于政府是一边提供服务，一边收集信息，因此总能得到动态的、最新的居民信息。”

讲完了故事，邓小虹提到，我国现在很多部委也都掌握着大量的居民信息，但是这些信息并不共享，而且很多是多年没有更新的“死信息”，很难起到服务百姓的作用。“比如我国居民信息的管理是由公安部牵头的，现在读取身份证可以了解一个人购买车票、飞机票，以及住宿的信息，但是这些信息更多的作用还是为公安部门的侦查提供方便，而不是用于给居民提供服务。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少有居民愿意主动去派出所更新个人信息的原因。” 邓小虹说，与此类似的还有民政部的婚姻登记信息，只有近几十年的，因此很难避免重婚问题。

邓小虹认为，电子政务发展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应该是政府建立各种基础信息数据库，并以此为依据，为居民提供服务，而不是仅仅利用互联网的技术和信息化的手段来管理社会。

为此，邓小虹建议：应该建立居民的基础数据信息库，并成立信息化办公室，在各个部委之上，来统筹协调信息化共享。“将来电子政务的核心内容，还是应该落在怎么让政府更好地为居民提供服务上。同时，我们政府也需要多在观念转变上下功夫，向更好地为居民服务的角色去转换。”

邓楠委员：将公民科学素质指标纳入“十三五”规划

邓楠 ，1964-1970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物理学系本科，现任全国政协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从2005年的1.6%，到2010年的3.27%，再到2015年的6.2%，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比例逐年提高。正在召开的政协会议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协原党组书记邓楠建议，将公民科学素质发展指标纳入国家“十三五”规划。

邓楠介绍说，科学素质内涵包括了解必要的科技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并具有一定应用它们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目前我国6.2%的状况仅相当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本世纪初的水平。

“创新驱动发展根本在科技创新，基础在全民科学素质。”邓楠说，专业机构研究表明，西方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30多个发达国家公民具备科学素质比例都在10%以上。由此，2015年中办、国办印发的《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已明确提出“到2020年我国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左例达到10%”。近期国办印发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2016—2020年）》也明确提出10%的目标。

为此，邓楠建议将“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强化科学普及，增强国民科学文化素质，到2020年实现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比例超过10%”的内容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推动全民科学文化素质的大幅度提升。

方来英委员：谈号贩子乱象，建议“号贩子入刑”

方来英，2006-2009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EMBA，现任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卫计委主任方来英接受京华时报专访时表示，今年年底将实现非急诊全面预约，改善病患就医感受。同时，对于近期备受关注的“号贩子”，医卫部门将通过调整内部医疗卫生服务流程，来挤压号贩子的生存空间。此外，方来英建议将号贩子入刑。

谈号贩子乱象

调整流程挤压号贩子生存空间

方来英本次的提案之一就是关于近期备受关注的“号贩子”。方来英建议，目前，我国刑法已经将票贩子入刑，但号贩子尚未入刑，“而号贩子是在拿病人救命的事做交易，更恶劣，更应予以严惩。”

号贩子在一些医院周围，通过多种手段，获得专家医生诊疗的权利，并加价转让牟利。在这种交易之中，扰乱了医疗秩序，危害了公民的健康权和生命权，冲击了社会的公序良俗。

“任何资源紧缺都有贩子存在，但医院周边号贩子的存在，破坏了基本民生领域，打乱了事关生命、公平公正获得国家保障的机会。”方来英说，医卫管理相关部门将通过调整内部医疗卫生服务流程，来挤压号贩子的生存空间。

方来英认为，这种活动，实质上是一种非法交易。号贩子倒卖的是就诊者和诊治者之间的合约，这种合约，是通过支付一定货币获取的。因此，合约的标志——挂号单，本质上就具有了有价票证的特点。

在号贩子的倒卖活动中，有加价，有货币往来和合约权利的转让交换，而且，不是个体的一次性的交易，而是长期的、有目的的交易活动，这是一种非法的经营活动。同时，逃避了税收监管。

方来英建议，在刑法修订之前，由最高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司法解释，维护公民公平公正地获得国家提供的基本医疗保障的权利。

谈全面二孩

年中将出台解决儿医紧缺方案

随着全面二孩时代到来，北京同样面临着儿医紧缺的问题。方来英介绍，医疗资源是社会紧缺资源，而儿科作为其中的矛盾更加突出，这是长期以来由儿科医疗服务价格问题、医生收入问题引发的。“儿科医学要求高收入低，医生给小孩看病比大人还有技术难度，因此，儿医紧缺，这在全面二孩放开之前就存在的，放开后这方面会更严峻。”

卫计委此前表态，2020年力争儿科医师要达到14万人以上。据方来英透露，为解决这个问题，市政府各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制定关于解决儿科医生紧缺的工作方案，涉及基层建设、儿医待遇、技术发展前景、教育体系培养儿医、儿医职称等等。这是一个综合施策，都要有具体政策，光靠喊口号是解决不了儿医紧缺问题的，目前各部委都在研究，应该在今年年中出台具体方案。

北京人口计生条例修改正在征求意见，方来英表示，他们在就一些意见进行调整，汲取各方意见，内容涉及如何让产妇获得更好的休息条件、照顾新生儿的成长、母乳喂养条件等，条例将很快对外发布。

方来英坦言，全面二孩给北京带来的挑战是产科，要准备突破30万生育能力接诊是个很困难的问题，北京卫计委的预案，将加大内部管理、病房运行等方式，保障高危产妇得到适宜的生产环境。

此外，关于破解居民“看病难”问题，北京通过解决资源分配，在医改中做了一些事情。今年年底北京将实现非急诊全面预约，改善患者日常就医感受。同时，实现院内层级转诊，减轻看病难的问题。

编辑：山石